尤广杰
（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5）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被认为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家，1976 年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成为美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
贝娄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类存在的深入思考，成为美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他的作品引发读者对人性、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并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954 年，《冈萨加的手稿》(The Gonzaga Manuscripts）首次发表于美国期刊《发现》。1956 年，《冈萨加的手稿》与《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合集出版。
1968 年，《冈萨加的手稿》再次在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Mosby"s Memoirs）中出版，该小说集曾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十字勋章。
贝娄多次出版这部小说，足见对它的钟爱。
《冈萨加的手稿》 主要围绕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克拉伦斯·菲拉到西班牙寻找他最热爱的西班牙诗人曼纽尔·冈萨加的手稿展开。
在经历一系列的困惑、欺骗和误解后，他得知手稿已同诗人的情人埋葬在了一起。
国内外关于《冈萨加的手稿》的评论很少，本文将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类命运和存在的思考三个方面探讨贝娄在这部小说中表达的共同体思想。
贝娄对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进行了深入思考，包括孤立、分离和人际隔阂等问题。
通过描述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探索个体如何寻找和建立更紧密的人际关系。
通过描绘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贝娄呼唤人们关注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相支持，以创造更加和谐和有意义的共同体。
《冈萨加的手稿》极具历史时代感，故事发生在20 世纪40 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还未愈合，1947 年爆发的冷战又将人们置于新的战争的阴影之下。1948 年贝娄寓居巴黎时曾以记者身份访问弗朗哥时代的西班牙。
在去马德里的火车上，贝娄遇见一些欧洲人，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
“一大群居丧厌世的、身份卑贱的人，身上破破烂烂，在车厢两壁之间，沿窗倚在黄铜把手上休息。
他们眼睛里的忧郁越来越深，鼻孔黑洞洞的；
蒙头围巾或贝雷帽把脑袋包得平平整整，跟他们黄褐色的长脸不成比例；
悲悲泣泣，但又带着一种同疲倦相对抗的神情……”[1]228贝娄感受到西班牙人的浅薄、虚荣。
“对美国来的东西——别克牌汽车、尼龙制品、帕克五贰型钢笔和香烟的渴求之强烈。
”[1]230从贝娄对欧洲人的描述看出美国人的优越感， 更看出二战和西班牙内战导致的贫穷、落后和堕落。
贝娄称自己被视为“一个人间的新权贵，一个新罗马人，以拥有机器和美元而充满了骄傲。
”一位西班牙熟人对贝娄说：“我们并不强大，还享受不到人权。
要是俄国不主宰我们，那你的国家就会来主宰。
”[1]240冷战爆发后，美国为了构筑全球防御体系，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逐步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 向西班牙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西班牙人对美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瞧不起美国人，称他们“只是生活在未来之中，并没有历史感的美国人”[1]241， 另一方面他们又嫉妒美国力量，惧怕美国货物的控制，感觉他们丧失了自由和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导致主人公克拉伦斯在西班牙遭受迷茫、 焦虑、挫折，甚至丧失尊严。
当克拉伦斯开始寻找曼纽尔·冈萨加的手稿时，他感到迷茫、孤独和不知所措。
他面临着文化、语言、法律等各方面的障碍和困惑。
这些困惑和挣扎代表了现代人在追求真理和意义时可能面对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下。
小说的第一句话 “克拉伦斯·菲拉穿着一件长长的深绿色软大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根下”[2]252，表明克拉伦斯对周围环境的戒备心理，跟欧洲人在一起使他感到不安，他想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
在火车站，搬运工和小贩们认出他是外国人并纷纷向他围过去，但“他却自己提旅行包，并不需要他们。
”[2]252马德里车站上熙攘的人群和嘈杂的噪音令他烦恼，但上了出租车离开人群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旧马达发出的悦耳的声音。
”[2]252此时的西班牙处于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活跃着间谍活动和背叛行为，街上随处可见警察， 克拉伦斯总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被警察跟踪的状态。
与女房东第一次对话，克拉伦斯就持谨慎和保密的态度，没有透露此次西班牙之行的真正目的。
当被安排跟一位英国女人沃尔士小姐坐在一起就餐时，“他心里明白，她肯定会给他找麻烦。
”[2]256接下来两人的对话证实了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沃尔士小姐赤裸裸地表达对美国人的反感，“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要到这里来，他们几乎到处都是。
”[2]257她跟克拉伦斯讲述两条令他颇感尴尬的有关美国人的新闻。
一条是美国的一个主教因为在游泳时没穿上半截泳衣而被捕，另一条是两名美国议员在直达快车上因为天气太热把裤子脱下挂了起来，却被偷走了裤子，他们的裤子都装有两千美元的现金。
沃尔士小姐没有同情美国议员，反而质疑他们为何放那么多钱在裤子的口袋里，难道他们没有旅行袋吗？ 她讲述新闻的口吻完全将克拉伦斯置于对立面，“你们的一个主教”[2]257、“你们的人”[2]258、“你们美国人”[2]258。
他俩的对话在相互恶语中伤中结束，“她宣称：‘我相信你是一个狂热的盲从者。’‘你是一个卑鄙的丑老婆子！’”[2]259西班牙政府规定的外币兑换率极不合理，克拉伦斯找到来自美国的在西班牙学习美术的大学生费恩·昂加尔小姐兑换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名），她的未婚夫从丹吉尔带进便宜的比塞塔。
昂加尔小姐是克拉伦斯在西班牙唯一能够顺利沟通的人，也是唯一理解他此行目的的人。
她表达了对他的担忧，“‘这是一件崇高的事业。
我祝你走运。
我希望人们会帮助你。
’‘他们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但是你不希望惹麻烦吧？ ’‘你认为我避免不了麻烦吗？ ’‘如果你要我说实话，就是这样。
’”[2]265短短的对话透露出克拉伦斯的天真、单纯，并暗示他的西班牙之行不会一帆风顺。
贝娄在作品中揭示个体在社会中的边缘化、羞辱、压迫，以及个体在与社会力量的对抗中所面临的困境。
他通过个人的经历和内心世界来展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和挣扎。
德国著名犹太宗教哲学家利奥·拜克（Leo Baeck）在《犹太教的本质》中指出：“犹太教给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使人能够感受到作为个体的人应有的尊严的道德意识。
”[3]克拉伦斯感觉在欧洲他的尊严遭到严重威胁，甚至连西班牙的天气都在捉弄他。
古兹曼邀请克拉伦斯共进晚餐那天的天气令他无法忍受，先是阳光灿烂，后来暴雨倾盆。
在克拉伦斯傍晚出去时天又放晴了，但就在他快到古兹曼别墅时暴雨骤降，把他浑身浇了个透。
他在暴雨中等了大约五分钟看门人才来为他开门，进门后他只走了一半甬道，雨就停了。
这导致与古兹曼第一次见面，他的处境就十分狼狈，“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像一条落水狗似的。
”[2]266见到古兹曼，“克拉伦斯立刻意识到，如果可能，德·尼多就会使他显得很愚蠢。
德·尼多可以使每个人都还其本来面目，就是冈萨加本人也不会被他饶过。
”[2]269古兹曼在宾客面前嘲讽美国人且讽刺克拉伦斯根本无法理解冈萨加的诗，这激怒了克拉伦斯，“他胸中燃起了一团对德·尼多的怒火。
他想去打他，想去勒死他，想去踹他，想把他提起来向墙上撞去。
”[2]269女伯爵的秘书的侄子们不相信一个美国人会对西班牙诗人的诗感兴趣，认为他寻找冈萨加的遗稿荒唐可笑。
“他狂乱地想着，他得受多少罪啊！ 为了抢救那些诗他得受多少惩罚啊！ ”[2]274最让克拉伦斯倍感羞愧的是欧洲人对美国人投掷原子弹的责备和嘲讽，整部小说对原子弹的影射多达三次。
沃尔士小姐将西班牙频繁的降雨归罪于美国人制造并使用原子弹。
她说：“自从原子弹之类玩意出现之后，天气就不正常。
……因为人们总是从报上读到美国人爆炸原子弹……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将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对天气已经发生影响了。
”[2]258在女伯爵的秘书的侄子们的家，喝茶过后，两位侄子穿戴他们祖先的胸铠和头盔取乐。
其中一位侄子“举起毛瑟枪瞄准着，喊道：‘原子弹！ 轰！ ’”[2]274这一行为引起在场的人高声尖叫和兴奋不已，“血液猛地涌上了克拉伦斯的脑袋。
这是对他的又一次打击。
”[2]274阿尔瓦雷斯以为克拉伦斯会对采矿股票感兴趣，因为摩洛哥的沥青铀矿中有铀，可用作制造原子弹。
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克拉伦斯喊道：“我和原子弹又有什么关系？ 我管原子弹干吗？ 让原子弹见鬼去吧！ ”[2]282在克拉伦斯最需要同情和安慰的时候，昂加尔小姐撇下他，跟未婚夫约会去了。
克拉伦斯回到旅馆，发现自己的旅行袋和废纸篓竟被警察搜查了，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和隐私的侵犯。
他大为恼火，质问旅馆经理。
旅馆经理居然弄错了他的国籍，以为他是英国人，攻击他是举止不当的英国游客的代表：“‘这些英国人！ ’他满腔怒火地说，‘他们不懂什么叫礼节。
他们来到这里享乐，批评我们的国家，还抱怨我们的警察。
’”[2]284
总之，在小说中，贝娄将主人公置于一个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中，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沟通的困难以及道德观念的混乱，迫使主人公与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和观念相互交互。
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发展，贝娄展示个体如何在社会压力下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寻求生存的意义和归属感。
这让读者深思现代社会如何影响个体，并引发对于和谐共同体的渴望和追求。
在贝娄的作品中，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参与度是一个重要主题。
他通过描绘主人公及其他角色的行动和思考，探讨了个体在面对社会问题和挑战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强调了积极参与社会的重要性。
正如远遁非洲的汉德森、行至欧洲和近东的赫索格、抵达墨西哥和欧洲的奥吉·玛琪，克拉伦斯是贝娄笔下众多精神流浪者的先例，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克拉伦斯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专攻西班牙文学，在发现冈萨加的诗之前他不过是在大学研究生院里消磨时间。
冈萨加是贝娄虚构的人物，他的名字实际上是文学艺术家的代名词，他的手稿也成为文化的象征。
克拉伦斯第一次读到冈萨加的诗就从中获知应该怎样继续生活， 对生活应该持什么态度。他对冈萨加的诗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冈萨加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一，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拉伦斯听流亡在那里的一个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说在马德里的某个地方存有冈萨加所写的一百多首诗， 它们是冈萨加写给一位叫德·卡米诺的女伯爵的情诗。
战争期间女伯爵去世，她的家被人劫掠，从此这些诗稿下落不明。
这个流亡者认为冈萨加的朋友兼文学遗著管理人古兹曼·德·尼多很有可能知道这些诗稿的下落。
克拉伦斯渴望对更高精神品质的追求和生命本真的还原，他想使自己的生命有个特定的样子，相信“必须有人竭尽全力找到那些遗稿，不应该让它们泯灭。
它们肯定是一些惊人的诗句。
”[2]254他曾去过西班牙两次，但“他这一次可不是来游山玩水，而是有所寻求。
”[2]253在这个充满金钱欲望和原子弹阴云的邪恶的世界里，克拉伦斯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不远万里到欧洲去寻求冈萨加的遗稿，表现了对文化的信仰与虔诚和对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
“这件事关系重大，其重要性可以使自己得救。
他来马德里……是要做一件必要的体面的事情，那就是向全世界提出证据来证实一个伟大的诗人， 这对整个世界肯定会有用的。
”[2]255在克拉伦斯看来，诗人的存在和作品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传递着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体验，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唤起共鸣。
通过向全世界提出证据来证实一个伟大的诗人，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从而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贝娄借克拉伦斯之口强调了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性，它们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差异， 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通过共享和传播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理解， 促进文化的多元交流与共融。克拉伦斯的个人责任体现在他对自己内心的思考和行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上，他通过寻求冈萨加的遗稿来承担起个人责任。
通过个体对社会的责任的探讨，贝娄呈现了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引导读者思考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并进一步思考自己的行为对共同体的影响。
克拉伦斯去马德里询问古兹曼诗稿的下落。
古兹曼不知道遗稿的下落，打发他去找女伯爵的一个姓波尔沃的秘书的侄子们。
卡拉伦斯前往埃纳雷斯堡找到其中两个侄子后得知他们没有继承叔父的文件，但告诉他遗稿可能在他们的堂兄阿尔瓦雷斯手中。
克拉伦斯又赶赴住在塞哥维亚的阿尔瓦雷斯。
阿尔瓦雷斯告诉他他并未继承诗稿，而是继承了摩洛哥的沥青铀矿的采矿股票，他误以为克拉伦斯想购买这些股票，他还告诉克拉伦斯诗稿早已和女伯爵埋葬在一起了。
小说的结尾，克拉伦斯“麻木地，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二等车厢里”[2]284返回马德里，独自品尝无功而返的令人羞辱的苦果。
克拉伦斯辗转多个城市辛苦寻找诗稿却发现它们早已被埋葬，这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会削弱读者对他美好意愿和为之努力的赞赏。
正如没有找到格林先生的格里布，虽然结局看似荒谬，但贝娄看重的是人们行动的价值和意义，寻找的过程就是人们在荒诞和虚无中通过行动创造意义并获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寻找的过程就是个体实现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意识到个体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关注他人的福祉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贝娄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说过，他希望自己的创作“能有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
”[4]贝娄思考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精神危机和共同境遇，关注整个人类的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试图回答人类存在和意义的问题， 探讨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复杂性，并通过主人公的故事，强调人类智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这表明贝娄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对于时间和历史的广阔视野，对更广泛人文价值观和共同体责任的追求。
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克拉伦斯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对人们的启示和指引作用，“你必须首先把现代文学当作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它涉及人类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度过人生，我们应该感觉到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我们应该从何处得到勇气，我们应该怎样爱、怎样恨，我们应该怎样纯洁、怎样伟大、怎样令人敬畏，以及其他的一切。
”[2]263贝娄借主人公之口，指明文学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以及作为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的角色。
文学通常涉及人类的道德、价值观、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探索和反思。
通过作品中的故事、人物和主题，作家试图传达关于人类命运和存在、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见解和思考。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传统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再追求精神层面的自制和提高，不再关心生命的目的和生存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灵魂被摧残、精神被瓦解。
透露给克拉伦斯有关冈萨加的诗稿的信息的流亡者坦言古兹曼不会把诗稿放在心上，“因为他是那一类认为凡事都会有个结果的人，为人只要过得舒舒服服就行。
他也确实过得很舒适，家道殷实，并且是国会议员。
”[2]253在这位流亡者看来，只要有钱，人就会过得舒适。
克拉伦斯当即反驳他，“钱不见得一定会使人过得舒适。
”[2]253克拉伦斯就有钱，不必为生计劳碌奔波，但为了寻求生活的真谛，而非经济上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他只身一人来到西班牙追求诗稿的下落，与故事中的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评论家杰克逊·J·本杰森曾指出，“美国文学有道德和讽喻的指向，这个传统一直负载着一种广泛的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解放和在人际关系中人对爱、信仰和尊重的需求。
”[5]贝娄的创作遵循这一美国文学传统，他借克拉伦斯之口教育、指导人们从过度的利益追逐和物质享乐中超脱出来，重新恢复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真善美，从而在个体的生活世界中重新追回人生的尊严和价值。
作为冈萨加的战友和朋友， 古兹曼不仅对冈萨加的诗稿嗤之以鼻，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中伤冈萨加。
“古兹曼·德·尼多是个冷漠的人。
冷漠、冷漠、冷漠！ 他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人。
”[2]270卡拉伦斯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冈萨加怎么会信任这样一个冷漠的、散发着铜臭味的人呢，“德·尼多脑袋狭长，牙齿向前突出，上边镶着值钱的、闪闪发光的金属。
”[2]267女伯爵的秘书的侄子们继承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老房子、地皮、采矿股票，而对于诗稿，女伯爵的秘书“根本没有处置它们。
是女伯爵自己把它们处置了。
她把诗和她埋在一起。
把它们带到坟墓里去了。
”[2]283阿尔瓦雷斯直接表达对冈萨加的不屑，“曼纽尔，那个当兵的？那个小个头家伙？那个她一九二八年的情人？死在摩洛哥了。
”[2]283他们对诗稿和诗人的态度反映了20 世纪50 年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异化、价值观的沦丧、宗教信仰的消解和文化的缺失。
”[6]面对这种社会背景，贝娄通过卡拉伦斯的经历呼唤人们重新关注社会的共同利益、 社会责任和道德准则，并寻求建立更加紧密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
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解、信任和合作，才能克服异化、重建价值观、找回宗教信仰的意义以及弥补文化的缺失。
贝娄在《冈萨加的手稿》中通过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人类命运和存在的思考，展示了贝娄对社会和人类共同体的关怀和思索。
他呼唤人们回归传统价值观，重建信任和合作，寻求建立更加紧密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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