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常青 刘蕙嘉
中国历史悠久，流传下来大量如《孙子兵法》《尉缭子》等蕴含着丰富军事情报思想的经典著述。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些经典著述的军事情报思想研究较多，例如，熊剑平所著的《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1〕、诸葛瑞强所发表的《〈尉缭子〉军事情报思想研究》〔2〕等。但对军事情报思想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案例殊少涉及，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研究的系统和深入。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所著的《平吴疏》是我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运用于实践的一个经典案例。《平吴疏》内容虽简短，但蕴含着深刻的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军事谋略等军事情报思想。笔者拟对《平吴疏》这一实践案例作全面剖析，希冀对我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军事情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是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重中之重。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篇》）克劳塞维茨认为，情报是指己方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己方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3〕羊祜在数年情报收集工作基础上著成了《平吴疏》，作为一份供统治者决策参考的情报产品，其中蕴含着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军事谋略等军事情报思想。
（一）军事情报搜集
在情报流程中，情报搜集是重要一环。它是了解对手实力、洞察对手意图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情报分析的主要依据。离开了可靠的情报材料，情报分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情报工作中，情报搜集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4〕因“疏”文体所限，《平吴疏》没有详述情报搜集的情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平吴疏》内容和羊祜经历中管窥一豹。司马炎称帝后，想通过灭东吴、统一全国来进一步巩固朝政，便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泰始五年，为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司马炎任命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荆州作为晋吴之间最长的边界线，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羊祜深知情报先行的重要性，他在积蓄力量的同时，通过广泛打探和深入侦察，搜集了详细且丰富的情报。第一，羊祜通过陆续派出间谍乔装成吴国的百姓、商人，几年中搜集了大量有关吴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第二，羊祜广施仁义，对来降晋朝的百姓以诚相待，进而从吴国百姓口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羊祜得知吴国流传有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
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晋书·羊祜传》）。羊祜分析得出两点信息：一是强劲的水军是攻打吴国的利器；
二是益州刺史王濬可以委以重任，而且他的小字又是“阿童”。羊祜认为可以利用童谣之言，给吴军施加心理压力，于是向晋武帝建言。后王濬被封为龙骧将军，在巴蜀建造大量战船，训练水军，最终成为灭吴的功臣之一。第三，通过优礼相待使者，拉拢策反吴国间谍为己所用。羊祜通过间谍之口不仅挖出了潜伏在晋国的间谍，而且得到了吴国详细的江防设施情报。正因如此，灭吴战争中，晋军躲过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陷阱。应该说，羊祜前期搜集的大量关于吴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为日后劝说晋武帝伐吴乃至成功灭吴打下了基础。
（二）军事情报分析
情报分析是通过综合、评估、分析和解读各种来源的数据，把信息转换成情报的过程。〔5〕钱学森认为情报分析工作是情报工作的核心阶段。〔6〕正确的情报不仅需要缜密的搜集和细致的观察，也需要通过有效的分析将搜集观察得来的结果转化为正确决策的依据。〔7〕通过在荆州边境多年搜集的情报信息，羊祜从政治、军事、地理条件等方面对吴国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政治方面，羊祜对攻吴的政治合法性进行了分析。羊祜在《平吴疏》中写道：“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
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即：吴国背信弃义，挑起边境之事，已失去民心，如果不能一举扫灭，百姓会不得安宁；
而且吴国百姓比灭蜀时蜀国的百姓更加困苦。从而为攻打吴国确立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为晋武帝坚定了攻打吴国的信心。第二，在军事方面，战备物资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羊祜分析道：“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
资储器械，盛于往时。”即：晋国军队现在比以前兵力雄厚，资源储备、武器装备更胜于以往，认为在军事实力方面晋国占据优势地位。第三，在地理条件方面，羊祜分析指出：“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
山川之险，不过岷汉。”但是“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足见吴国地势虽然有利，但是在双方实力悬殊、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即使险阻的地势也是无用的。
除此之外，羊祜还对吴国的百姓生活、对峙将领及军事部署等方面作出了分析研判。基于上述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的全面分析，羊祜断定无论政治环境、军事实力，还是地理条件，晋国都胜于吴国，并认为当时是攻打吴国、夺取统一的最好时机。
（三）军事谋略
军事谋略是在军事对抗活动中以巧制胜的计谋、策略。〔8〕依靠情报来定计用谋，自古就有。军事谋略的产生以获取情报为先决条件，及时全面准确的情报对于在军事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具有重要作用。羊祜依托扎实设计的作战方案，为晋武帝作出攻打吴国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这也在随后的战争中得到了证明。《平吴疏》的军事谋略主要体现在：第一，兴农业，广积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羊祜赴荆州任职后，让一半的军队开垦土地，兴办农业，经过几年的积累，羊祜存储了可用十年的粮食，使晋军的粮草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保证了后勤补给。第二，“蚕食”政策，招降吴人。羊祜制定了“蚕食”策略，不费一兵一卒设计让东吴撤出石城的驻军后，占据了荆州以东险要之地，随后开始扩建城池，逐步扩张，收取吴人的资财，占据肥沃土地。不久石城以西均为西晋所有，吴人纷纷来降。第三，拉拢人心，从内部瓦解吴国。他采取怀柔政策，积极招揽吴国降将，且予以善待。吴国君主恣情任意，对下属多猜忌，导致“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吴国朝堂是“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显示吴国内部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羊祜认为吴国的将士们日常时有投奔晋国的，兵临城下之时，定会有人呼应，余众必定溃不成军。第四，发展水军，多路进军。因晋军的兵力强于吴国，羊祜提出要多路进兵，将引梁益的兵力水路俱下，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将荆楚的民众入江陵，豫州、平南直入夏口，督徐扬青兖等州诸军力并向秣陵。〔9〕这样一来，吴军势必水陆不能兼顾，其失败会成为必然。第五，逼迫吴军，由水转陆。吴军战斗风格在于迅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晋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但是只要晋军一登岸，那么长江就不再是天险，吴军不能以长江进行抵御，只能返回保有城池，变为坚守。那么就由优转 劣，使水战优势荡然无存。如此，晋必将结束汉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 统一。
综上所述，《平吴疏》充分体现了羊祜的军事情报思想和洞察全局的能力。羊祜对情报的分析并不是对现象和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回答了与战争决策部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为晋武帝下定讨伐东吴的决心奠定了基础。
《平吴疏》并非军事情报思想的理论性著述，而是古代军事情报思想运用于实践的典型范例。《平吴疏》中的军事情报搜集、军事情报分析和军事谋略，继承发扬了“谍报”“知几”“诡道”等古代军事情报思想。
（一）《平吴疏》对古代军事情报搜集思想的运用
自古我国军事学家就有关于军事情报搜集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情报搜集理论。例如，墨子的 《墨子·号令》篇中着重论述了运用谍报手段搜集情报的重要性，同时制定了针对间谍及其家属的管理规则和奖赏之法。《墨子》强调：“守入城，先以候为始……有能入深至主国者，问之审信，赏之倍他候。”（《墨子·号令》）《尉缭子》对于谍报手段也有提及，但更侧重战前侦察敌情。尉缭子在《攻权》《兵教下》中强调了战前前沿侦察的全面性。《孙子兵法》乃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其对军事情报搜集作出了更为翔实的论述。孙子以《孙子·用间篇》论情报搜集，将其总结为“五间”“动敌”“相敌”，以察敌情，做到“知己知彼”。在《孙子·用间篇》中，孙子系统建构了用间的理论体系，论述了谍报术的运用原则、政策和情报人员的素质等，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古代谍报学的理论框架。〔10〕孙子还认为在临战前要通过“动敌”之法掌握敌方的谋划、部署等重要情报，在战时行军过程中通过“相敌”之法来侦察敌军动向、伤亡等。虽然《平吴疏》中没有具体提到情报搜集的方式，但从其创作背景不难分析，羊祜主要运用谍报手段来搜集军事情报。他在荆州任职期间挑选了大量间谍，派到吴国搜集了大量有关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而且他对间谍管理奖罚有度。不仅如此，他还拉拢策反吴国间谍为己所用，获取了丰富的军政情报，为后续情报分析提供了 依据。
（二）《平吴疏》对古代军事情报分析思想的运用
我国历代兵法均体现了丰富的军事情报分析思想，如《周易》的“知几论”，《孙子》的“五事七计”，《六韬》的“三观六见”，《墨子》的“七患”，《管子》的“八观”等。《周易》在“观”卦、“同人”卦、“复”卦中，强调通过全面收集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而对双方实力进行分析评估，从而对战争胜负进行预测，重点突出了情报分析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周易》的“知几论”主要强调透过事物的复杂表象，深入分析和把握其内在隐藏的规律，预测事态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判断事物的吉凶，并“见机而作”。〔11〕即通过深入分析搜集的情报信息，评估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孙子》通过“五事七计”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评估，从而对战争发展趋势进行整体的预测和判断，最终形成一份合格的情报产品。《六韬》中的“三观六见”要求通过评估敌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及战争意图和作战策略等基本情况，预判敌方的军事计谋。《墨子·七患》通过对政治、经济、自然等七个方面进行评估，来判断能否开战以及对战争胜负进行预测。《管子·八观》通过归纳敌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信息，对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评估，做出预测，以此作为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些军事著作无不将“知几”的思想贯穿其中，强调了应尽可能全面搜集情报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对战争发展趋势和结果的预判。《平吴疏》的情报分析将“知几”进行了融会贯通，将搜集来的有关吴国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情报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评估，从而断定当时是攻打吴国胜算最大的时机。
（三）《平吴疏》对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运用
谋略对塑造战争态势、趋向以及决定战争胜负有重要意义。《六韬》《孙 子》等著述对军事谋略有非常翔实的论述。例如，《六韬》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
人道无灾，不可先谋；
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武韬·发启》）但“可以谋”时，也不先急于动用武力，而是先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进行打击，《六韬》中列出了“文伐十二节”，即不用武力进行攻击的军事谋略。孙子非常重视诡道，主张“兵以诈立”（《孙子·军争篇》），阐述了其军事谋略制胜之道；
从《形篇》提出“胜可知而不可为也”，确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作战原则，到《势篇》论证“以诈立、以正和、以奇胜”是胜敌的必然选择，再到《虚实篇》揭示“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战胜路 径。〔12〕钮先钟先生将《形篇》《势篇》 《虚实篇》专门讨论作战问题的三篇称为一组，叫作“用兵”论。〔13〕《平吴疏》主要体现的是羊祜根据情报搜集和情报分析的结果制定的军事谋略，战术制定偏于理论，但其以水攻敌、多路齐下等军事谋略无不体现着诡道思想。虽然实战中还需要结合战争突发因素，但仍不能否认《平吴疏》中军事谋略的高超性和预见性。
情报分析工作的目标是生产情报产品〔14〕，并为决策者的决策提供参照。一份成功的情报产品应当将既定的情报分析结果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描述。在情报刻画时，应该以有针对性的呈现方式展现情报分析结果的细节，清晰区分什么数据是事实数据、什么数据是推论的结果。好的情报分析结果对于战略决策而言，应使决策者能够重新认识其未来所处的外部环境，重新认识组织的战略定位，以便利用未来的机会，避免可能的威胁。〔15〕在我国古代，《平吴疏》不失为一份情报产品的典范，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第一，“历史重演”思维的局限性。人们在分析某一类现象时，经常会引用相似现象作为类比，从而产生“历史重演”思维。从类比方法的阐述可知，某些方面或某些过程相似或相同，是对两个或多个事物和现象进行类比的基础。但是这样的部分相似或相同并不能保证事物或现象的其他方面也是相似或相同的。〔16〕羊祜将当时敌方吴国的政治情况与之前攻打巴蜀时蜀国的情况进行类比，认为当时吴国的情况各方面还不如之前的蜀国，所以得出必胜的结论。即使后来攻打吴国取得胜利，但是羊祜在刻画《平吴疏》这样一份情报产品时还是存在一定的思维局限。
第二，趋向直觉经验式分析。小理查兹·霍耶尔指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显示，知觉是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先入之见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情报分析时，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但是面对诸多可能的假设，仅凭单个分析人员的直觉思考和经验判断，显然无法做出合理的选择。〔17〕《平吴疏》中，羊祜提出了多个假设，如认为当晋国军队兵临吴国城池，城内必会有人呼应，吴军必溃不成军等。这样的假设是由羊祜个人提出的，不是分析团队的集体智慧，无法最大程度地避免假设提出不够充分和提出假设时即具有的认知偏见。
第三，情报分析主观倾向性。情报分析是一个科学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过程。情报分析是一个内在的、概念驱动的活动。〔18〕情报产品应尽量地做到客观，但是任何一种情报产品都是经过人力进行分析，不能脱离主观成分。只有做到客观，才能保证是客观且能反映事态发展的本质的。所以，一份合格的情报产品应尽量摒弃主观立场，立足材料进行客观分析，提供最优的情报产品。但由于羊祜属于主战派，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在撰写《平吴疏》时，忽略了晋国在南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这个不利因素，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持“价值中立”，有可能会影响对战争结果的判断。所以《平吴疏》中的情报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倾向性。
不可否认，《平吴疏》是中国古代一份高质量的情报产品，其多方面分析了当时的战略态势，并制定出晋军进攻的具体方案，为西晋攻灭吴国、完成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平吴疏》是羊祜将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理论运用到实践的一次经典案例展示，从现代情报视角观之，其局限性在所难免。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羊祜对晋武帝采纳自己建议和对全国统一的 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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